Blued：仅仅活着没有意义 二维码
李佳
摄影：邓攀 耿乐钻出柜子，和Blued一起在商业、监管和人性的夹缝中顽强成长。 / 文 | 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李佳 编辑| 马钺 “耿叔，怎么办啊，我们是不是会被抓起来啊？” 4月13日晚上，新浪微博宣布清查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及图文短视频，把同性恋和“涉黄、宣扬血腥暴力”放在了一起。消息一发出，网上炸了锅。同志社交平台Blued CEO耿乐当时正在国外，一打开私信，里面都是这样悲观惶恐的留言。 耿乐当时也觉得很惊讶，没有安全感，“你不知道政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” 紧接着投资人也都跑来表示担忧，询问这件事会不会对Blued造成什么影响。那两天，耿乐基本没出门，一直在和同事讨论该怎么去应对。 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，“如果国家说同性恋不可以，同性恋的公司不可以，那我们只能转型。” 还好，最坏的时候并不是现在。 被动“出柜” 有好几次站在12楼，耿乐就想往下跳。 2009年，警察耿乐请假从秦皇岛出来创业，带着不到十万块的全部积蓄，没想到刚来北京不久就遇到了骗子。 那时做网站需要租服务器，没有那么多钱，耿乐的一个网友就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朋友。对方告诉耿乐可以找领导帮忙，这样能省不少钱，但在签约之前让耿乐把钱先转给他。 因为是网友介绍的，耿乐没多想，转了5.8万过去。到了第二天要签约时，等了一上午对方也没来，再打电话已经关机。 耿乐托网友去打听，才知道那人已经涉嫌诈骗离职了。报案，无果。 那时候，淡蓝团队几个人还挤在立水桥一间出租屋里，住上下铺，为省钱轮流做饭。网站也赚不到钱，每天入不敷出。眼看积蓄越来越少，耿乐每天晚上失眠、流泪，还不敢告诉家里，怕他们担心。 2012年，在搜狐的一位好朋友想给耿乐拍部纪录片，本来耿乐有些顾虑，但一想没准儿有人看到能给他们投些广告，就答应了。 纪录片一播出就被推荐到了搜狐首页，那天下午耿乐的电话都爆了，家人和同事这才知道他是同性恋。 这次被动“出柜”（指公开性取向），让耿乐陷入两难，是回去继续当警察，还是留在北京创业？ 他选择了后者。16岁上警校，26岁当上副处长，耿乐是家里第一个“吃皇粮”的人，一度是父母的骄傲。 还在警队时，天天有人找他喝酒，饭桌上别人介绍他：“这是我哥们儿，马处长，未来的局长苗子。”马保力就是耿乐的原名。
对于CEO耿乐来说，仅仅活着对他和Blued没有意义，他们希望能够活得更好。摄影：邓攀 但五一假期回秦皇岛之后，他一个人在家待了七天。“没有人理我，我也故意不理他们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”偶尔出去吃饭，他还坐以前的位置，也还是那一帮人，但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了，“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奇不奇怪？” 尽管这样，辞职之后耿乐还是很长时间放不下警察的身份，抑郁、失眠、喝酒，做噩梦。梦里回到公安局，结果进不去大院；进了办公室，发现没有自己的办公桌。领导还在一边说：“回来上班吧，还让你当副处长⋯⋯” 醒来之后给要好的女性朋友发信息，对方鼓励他：“当警察有什么意思，以前的生活已经告别了，你得往前看。” 那时候的淡蓝网更像一个门户网站，直到一次耿乐得知自己的一位好朋友感染了艾滋病，以前他对艾滋病也不了解，上网看到国家有免费治疗的政策，耿乐突然想到，淡蓝有这么多网友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政府做些艾滋病的防治教育？ 于是他找到昌平区疾控中心，表明来意之后对方特别欢迎。从那以后，淡蓝开始承载公益的角色，合作伙伴也从昌平区疾控中心到国家卫计委，再到世界卫生组织。 公益不仅为耿乐建立起和政府对话的有效途径，还为淡蓝带来了转机。2012年，他因为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，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接见。当晚上了《新闻联播》，耿乐还把和总理握手的照片洗了好几张，放大，连同与其他领导人的合影摆在公司显眼的地方。 曾有投资人说耿乐有偶像包袱，总在朋友圈发一些合影的东西，不像别的CEO只发生活。耿乐回应说：“诉求不一样，我们遭受了太多歧视和质疑。” 到最“危险”的地方去 见完总理后，耿乐就通过媒体喊话：“谁要再关闭我们，我就给总理写信。”果然，自那以后，淡蓝网再没遭受过被关停的命运。 但在这之前，网站被关停是家常便饭。 2000年，耿乐自己建了一个个人网站，名叫“淡蓝色的回忆”，主要写一些自己的故事、感想之类。青春期时，他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，但当时教科书上写着同性恋是变态。这一度让耿乐感到迷茫困惑。 直到接触互联网，耿乐才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正确认知：同性恋不是疾病，不能也无需治疗。他想着可以自己做个网站，帮助和他一样的人。 2006年，运营着另一个同志网站的嘉嘉接到耿乐邀请，从北京去了秦皇岛，加入耿乐的团队。 当时网站要改版，团队连轴干了几个通宵，新版正式上线。之后用了一年多，淡蓝网就成为国内最有名的同志网站，吸引了大批用户。 但同时，网站也开始面临监管风险。 早在1997年，《刑法》就宣布取消“流氓罪”，这之前同性恋都被列为流氓罪之一。2001年，中国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录里删除。 尽管这样，当时很多管理部门对LGBT群体（女同性恋者、男同性恋者、双性恋者、跨性别者）依然拿捏不准政策尺度，不少人还是认为同性恋是违反社会公德的，并把同性恋和淫秽色情联系在一起。每次严打，第一批倒下的就有同性恋网站。 耿乐记得有一阵儿，网站先后被关停了两次，那时服务器还放在上海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就打电话到相关部门询问原因，对方也说不出法律依据，但坚持说同性恋就是违反社会公德。 耿乐没办法，只好把服务器挪到周边一个小城市。但没多久，又被人举报了。当时公安局给的理由是：“没有什么法律依据，就是省厅通知下来，说同性恋网站不可以。”对方还劝耿乐把服务器换到别的城市。 那几年，淡蓝的服务器经常在不同城市搬来搬去，时间久了，耿乐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 到了2008年，网站在秦皇岛又一次被举报，当时警察甚至找上门来，把他们带到公安局盘问。 嘉嘉记得这件事对耿乐影响很大，“公安系统的科长搞一个同志网站？这对他的工作也有影响，可能也是日后促使他离开的一个原因。” 事实上，不仅是耿乐，整个团队都倍受打击，网站刚刚有了一点起色，就被关停了很长时间，“我们觉得活不出来了。” 那时候大家也没钱，就留在宿舍商讨对策，等待转机。后来事情慢慢得到解决，但嘉嘉开始思考，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前途？那年又赶上汶川地震，嘉嘉第一次离职，回到了四川老家。 等他再回来担任设计总监时，公司已经搬到了北京，Blued也即将诞生。 仅仅活着没有意义 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题材事件发生后，耿乐手上一直有个预案备着，但在这之前，他们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过许多次，答复都是：“题材没有问题，把内容管好。” 与此同时，网友在微博发起了“我是同性恋”、“我是同性恋的朋友”等话题，阅读量超两亿。 4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评论栏目发表了《“不一样的烟火”，一样可以绽放》的随笔，之后，微博改口：“本次游戏动漫清理不再针对同性恋内容。” 当网上各种激烈的声音此起彼伏时，有人指责耿乐：“赚同性恋的钱，但不站出来发声。” 耿乐多少觉得有些委屈，事实上，事情发生后，他有在发声，也一直找相关部门和领导沟通、了解情况，做了一些幕后推动，“但现在不能公开说。” 如今的CEO耿乐，更倾向通过对话解决问题，创业十几年趟出一条路，他知道在当下的法则里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“适者生存”，对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 早年的耿乐可不这样。有位作家曾在微博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恐同言论，耿乐气不过，买了作家写的书，然后撕掉，还拍了视频发过去。 圈内至今还流传着一件事，当年一对演员夫妇公开发表恐同言论，引起很大反响。耿乐率先在微博上进行反驳，带动了一大批同志去发声。 “那个时候还是给我们挺大鼓舞的”，陈子煌很认同耿乐的做法，“很多时候需要靠一些人站出来，而且耿乐当时是讲道理，发言也不是非常偏激。”毕业之后，陈子煌就跑来北京，加入淡蓝负责公益，后来也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见。 当“意见领袖”对现在的耿乐而言已经没那么重要了，他更在意有没有帮助到这个群体，最终能不能把问题解决掉。“如果我没有这家企业，我不是CEO，我没有几千万的用户，那我躲在角落里骂谁都可以，但这不是最理性的方式。仅仅活着，对我和Blued来说没有意义，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更好。” 支持你们是积德 当美国的同志社交软件Jack’d开始在圈内流行时，耿乐还在用老款的诺基亚手机，从同事那里看到产品之后，耿乐也看到了机会。 Jack’d是英文界面，因为服务器在国外，用起来特别卡。但当时可以通过地理定位发现身边的同志，这让耿乐觉得神奇。 早年同志都在WEB端交友，依靠QQ、邮件，很难建立线下的社交联系。当时国内另外一个同志网站站长也看到了Jack’d，但他说：“既然别人已经做了，我干嘛还要再做一个。”然而耿乐不这么看，“为什么不能再做一款给中国人用的产品？” 2012年初，耿乐组建了一个小团队，当时缺乏移动端的技术，还是找了三个研究生来做产品。因为磨合不太顺利，产品直到年底才上线。喜欢蓝色，又想显得洋气一些，新产品取名为“Blued”。 上线之后就迎来了爆发，2014年12月，Blued注册用户达到1500万。在一线城市两款产品用户数不相上下，但在二三线城市，Blued的优势就比Jack’d明显了。 耿乐知道自己的用户在哪里。最初评估产品定位时，在“MSN人群”和“QQ人群”中，Blued选择了后者。 当时Blued的CTO刘元晨从百度出来前就做移动业务，他告诉耿乐：“得潘空叩锰煜隆！痹诙™三线城市，有很多普通用户，可能颜值和消费能力都不高，那些地方甚至更封闭，但那才是最广阔的中国市场。 2014年，清流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梦秋在系统扫描同性恋社区赛道时，注意到了Blued。看到耿乐辞掉公职，来北京创业，让王梦秋觉得“很接地气”，再加上之前淡蓝网的创业经历，很快，清流资本决定投资Blued数千万人民币。 其实那次A轮融资还有些小插曲。当时还有另外一家对手也刚刚拿完天使，该投谁，清流资本内部很难决策。 王梦秋决定见见两家创始人，耿乐到她办公室时，正好看见那个CEO刚出来。“二选一还真是挺残酷的，而且在那个时间点，谁先拿到钱，就证明谁可能会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。” 第二个出场，耿乐心里有些压力，但最后他还是赢了那一票。因为投资人问到将来怎么变现时，耿乐对标了国外产品，提到会员和电商。而另外一个创始人则表示自己还没想好。 无论是面对用户、投资人还是政府部门，耿乐似乎总是能洞察到别人的需求，并且善于去讲故事。 刚到北京时耿乐要给网站备案，网安的民警要求实地去看一下。一开始他们的态度还不是特别友善，耿乐就开始讲自己的创业故事。“我做警察做了16年了，哎你哪个警校毕业的？哦哦，那咱们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。” 这一问一答，距离就拉近了。再讲讲这个人群怎么被歧视，怎么不被理解，民警们听完很受触动，临走时说：“我觉得我支持你们是一件积德的事情。”这话耿乐到现在还记得。 慢慢地，耿乐就这样一条条建立起和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，“可能会有难度，最开始大家前面都有一堵墙，有各种视野、角度以及考虑的问题，最后还是需要时间和你做的事来证明。” 试水商业化 直播上线之后，耿乐和主播小星才第一次意识到可以离钱这么近。 2014年，小星在QQ上知道了Blued，下载之后发现身边好多和他一样的人，就依赖上了这款软件。起初，小星因为没“出柜”，还不敢过多暴露自己的信息。但有一天他想明白了，“这上面都是gay，也没必要隐藏自己。” 上传头像之后，就有很多人来和他打招呼。 一年之后，Blued上线了直播功能，小星看到别人唱歌讲故事，觉得挺好玩儿，就想自己也试一下。 幽默、阳光，再加上颜值高，小星最初直播时每天都能涨一万多粉丝，现在已经积累到十几万。北漂故事、段子、健身经验，这些分享不仅为他聚集了人气，也带来了大量打赏。 耿乐一开始也没预料到，直播会这么火爆。 最早还是一个技术外包团队找到他，希望能借Blued的流量来合作做直播。CTO刘元晨也注意到了新冒出来的直播，而且那个时间点Blued也遇到了用户增长的瓶颈期，直播或许是个突破，调研之后耿乐决定还是自己来做。 2015年年底，直播板块上线试运营，DAU一下增长了20%，第一周平均每天的收入就有几十万。 这让耿乐感到惊喜：“那个时候我们也比较穷，但没想到第一次试水做商业化，变现效率就这么高。” 团队一开始做直播时有过争论，是独立做一款直播APP，还是在现有功能里增加？ 重新做一款APP的话获取流量的成本太高，而Blued本身就掌握着同志人群的流量入口，在耿乐看来，同志人群在主流当中没有什么娱乐消费的场景，特别是在一些小的地方，娱乐更多是在线上。“这个人群比较垂直，壁垒高，消费能力也强，线上消费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。” 现在Blued上有将近十万名主播，主要盈利方式是虚拟礼物分成。小星现在也成为Blued的签约主播，每周至少直播12小时，就能拿到底薪。 凭借直播和移动营销等业务，Blued在2016年3月正式实现盈利，2016年的营收达数亿人民币。 但另一面，直播带来的政策监管也成为挑战。 小杰负责的质检部一开始只是抓取其他平台的标准来管理，但这几年下来，需要审核的内容越来越细，他们建了一个80多页的文档，里面按照分类详细规定了各种审核标准，员工要每个月培训之后通过笔试和实操才能上岗。 2017年直播监管力度加大时，审核部的人员由四十人一下扩充到六十多人，现在他们要分成八个组，7×24小时进行三班倒。 审核的内容除了黄赌毒，低俗色情等，Blued还会不断添加自己的审核规则，比如不允许发白袜（带有性暗示）、不允许出现“约炮”等字眼，不许裸露上身，为了防范用户违规，甚至不允许他们赤裸上身躺在床上直播，更不能在卫生间直播。 小杰总结这几年的监管就是不断在和用户博弈，有些内容在其他直播平台或许允许出现，但在Blued上就被判定为敏感内容。 对质检部门来说，耿乐给他们的压力有的时候甚至超过监管部门。“CEO因为是警察出身，他的职业敏感度甚至高过网监部门，我们制定标准他也会参与，不允许有任何触犯边界的内容。” 这种敏感某种程度上保证了Blued的安全。 而另一家男同社交软件ZANK，则在2017年4月被网信办以直播涉黄涉政的原因封禁。这家公司2013年注册成立，已经拿到B轮融资，一度和Blued在国内市场竞争激烈，但如今已经搜索不到他们的应用。 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这也是嘉御基金合伙创始人卫哲2016年决定投资Blued的原因之一：“做兴趣社交依法守法很重要，耿乐在这方面有天然的意识。” 商业探索的得与失 耿乐当下正忙着Blued的出海，目前他们的注册用户突破4000万，海外注册占到30%，耿乐希望这个数字到年底能变成50%。 在国内，Blued的市场份额基本占到了九成。但在海外，还面临着来自Grindr的竞争。Grindr2009年在美国成立，主要依靠会员盈利，后被昆仑万维收购。 这也是耿乐遗憾的地方，当初Grindr要卖，耿乐就想买，但董事会其他成员没同意，他们希望耿乐不要分心，先把国内的仗打赢。耿乐虽然有点生气，也觉得话在理。“但现在往回看，当时我要拿在手里还打什么仗啊，直接上市，我是王者，谁还跟我打。” 当前Blued在海外的当务之急是积累用户，但国内的商业化依然需要探索。 除了直播，大健康也是Blued正在摸索的路径。Blued首席医学官米国栋之前在国家疾控中心，后来从体制内离岗创业，加入公司后，除了在防艾方面继续深入，还在海外辅助生育和试管婴儿方面做了商业化。这些项目从去年7月份做到现在，已经实现了营收平衡。 米国栋做的这些，不仅仅是针对同志群体，还包括异性恋群体。接下来，Blued还准备孵化更多异性恋产品，“我们避免原教旨主义，就是认为你是同性恋，所以你只能做同性恋的事情。” 此前，卫哲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不希望Blued在同志人群以外去做太多事，他认为这个细分市场已经足够大了。按照数据显示，同性恋人群在总人口中比重约为5%，中国约有男女同性恋者7000万，其中男同的数量在3000万以上。 但耿乐也在考虑：“Blued有它自己的限制，比如题材、用户天花板的限制，那么异性恋是不是会有更广阔的空间？”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，那么女性或许是Blued应该抓住的用户。这几年同性恋人群自我意识的觉醒客观上为Blued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，同时，“腐女”也对公众接纳同性恋起到了某种正面影响。 “腐女”是源自日本的一种亚文化，专门指对于男男爱情系作品情有独钟的年轻女性。“腐女”文化的核心就是耽美文化，这几年随着《神探夏洛克》《琅琊榜》等影视作品热播，“腐文化”被主流社会关注到，就连娱乐圈也热衷于炒“男男CP”的话题。 然而耽美题材与一般的同性恋题材又不同，《上瘾》的作者柴鸡蛋曾总结：“同性恋题材更写实、更有社会意义，耽美则更理想主义，更富童话性。” “腐女”文化本质上是男色消费，这也使得她们和同性恋文化相比在商业上更具潜力。 Blued曾打算专门成立一个泛娱乐团队，承担从耽美小说到IP影视剧再到漫画、周边等整个产业链的开发。 耿乐表示过：“这块市场太大了，耽美剧面对的群体不仅仅是同志，还有很多腐女。” 据虎嗅报道，ZANK创始人凌绝顶也曾说过：“5年前同志元素很少，现在基腐耽美元素太多了。很多影视公司专门开辟了耽美部门。bilibli也有耽美和同性元素。” 然而他们的同性题材开发并没有持续多久，2016年2月，同性网剧《上瘾》突遭下架，引起了“腐女”的不满。 2017年6月发布的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》中，同性恋作为非正常性关系的代表，也在禁止之列，再加上最近的微博事件，尽管“腐女”是个大富矿，但政策风险等因素依然让这类题材处于敏感区。 但对另一家有着“最大同性交友社区”称号的B站来说，依靠7000万“宅男腐女”，B站在商业化上显然比Blued要走的更远。 既然耿乐决定不再困守粉红经济市场，那接下来的商业化探索中，女性能否成为助攻他们IPO的又一盟友？ |
